欧洲汉学在19世纪初正处于从传教士主导的“神学化阐释”向专业学者主导的“世俗化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国作为欧洲汉学的传统中心，涌现出儒莲、小毕欧、沙畹等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学者。

　　其中，小毕欧凭借独特的工科背景开展汉学研究，在《诗经》解读、中国礼制考证、历史地理及科技史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其研究方法与学术视野对后续欧洲汉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目前，国内学界对小毕欧的关注多散见于汉学史综述类著作，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且对其著作的馆藏现状、学术影响的实证分析不足。基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数据及相关汉学研究文献，本文系统梳理小毕欧的核心汉学工作，通过多维度数据对比凸显其学术特色与贡献，同时深度阐释数据背后的学术意义，为后续学术研究与文献整理提供方向。

小毕欧核心汉学工作及学术贡献

多领域学术成果：跨学科研究的先驱

　　小毕欧的学术研究以跨学科视野与实证方法为核心，形成“汉学专题研究+科技工程译介+跨文化比较”三大并行脉络，成果覆盖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科技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在汉学研究方面，其核心成果兼具翻译与考据价值。1838年，他在《北方杂志》第二期发表了题为《诗或诗经》的文章，这是法语世界首次系统解读《诗经》的学术成果;1843年，他发表《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开创了以社会学视角解析中国古典文献的先河。其编纂的《中国帝国古今地名辞典》，系统梳理了历代城乡地名演变，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基础工具书;1851年刊行的《周礼》法译本(两卷本)，是该经典首部完整西译文献，至今仍受重视。小毕欧的专题研究聚焦中国社会经济与自然地理，1836—1838年间，他陆续发表有关中国人口、货币、雇佣关系等主题的系列论文，基于《文献通考》等典籍数据重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图景;在地理与科技史领域，他有《关于中国古代温度的研究》《根据中国地理研究中国的山洞》《地震总目》等研究成果，依托文献考据与数据梳理探索出中国古代科技史西方研究的新路径。此外，他在1845—1847年出版的《中国公共教育史与士大夫阶层研究》(两卷本)，系统梳理了中国教育制度演变与官员铨选体系，其中收录《史记·儒林列传》相关译文，成为汉学与史学交叉研究的重要文献。

　　在学术方法上，小毕欧展现出鲜明的实证主义特征。其《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一文，将《诗经》文本拆解为“华人体格”“服饰”“农牧业”“祭祀”“婚嫁”等20个细分主题，通过文本考据还原中国上古社会的生活实存，这种量化分类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诗经》学的注疏阐释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而在历史地理与科技史研究方面，他充分发挥工科优势，对中国古代的气候变迁、地震分布、矿物资源等进行数据化梳理，其研究框架被后续西方中国科技史学者广泛借鉴。

学术传承与学科建设：法国汉学脉络的关键衔接

　　小毕欧是法国汉学第二代领军者儒莲最杰出的弟子，其学术工作承接了儒莲开创的“精准翻译+深度研究”的汉学传统，同时拓展了汉学的研究边界。儒莲曾高度评价小毕欧的《周礼》译本，称其“为欧洲汉学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礼制研究工具”，并亲自推动其遗著的整理出版。小毕欧的研究成果成为连接19世纪法国汉学与后续沙畹、伯希和等学者的重要桥梁。值得注意的是，小毕欧的研究未局限于欧洲汉学的内部传承，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与科技实践的关注，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对话维度。

小毕欧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对欧洲科技发展的影响

　　在具体领域研究方面，小毕欧首次系统整理中国古代地震记录，翻译《文献通考》相关篇章并标注公历日期，为全球地震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东方史料;开展中国古代温度研究，通过文献中的植物分布、农业时序记录重构古代气候图景，成为历史气候学研究的早期典范;编纂中国古代流星观测总目，收录1600余条记录并关联星座信息，获法国科学院认可收录。在学科发展层面，他开创了欧洲汉学的“科技史研究分支”，打破了此前西方对中国科技的碎片化认知，证明了中国古代科技在天文观测、地质记录等领域的系统性成就。其研究成果被达尔文等学者间接参考，推动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深度对话，也为后续李约瑟等学者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奠定了早期基础，至今仍是西方解读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学术资料。

小毕欧与同期汉学家的多维度对比及数据意义阐释

《诗经》研究视角与方法对比及数据意义

　　19世纪欧洲《诗经》研究呈现多元格局，小毕欧与理雅各、葛兰言、顾赛芬等学者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各有侧重，形成了鲜明的学术差异。

　　如表1所示，此对比意在通过数据勾勒出19世纪欧洲《诗经》研究的“视角光谱”——从神学、经学主导到社会学、人类学主导的转型轨迹。小毕欧以“20个细分主题”为核心开展实证研究，在数据维度上体现为研究颗粒度的精细化，这与理雅各“附论文”的传播导向、顾赛芬“忠于注疏”的语文学导向形成本质区别。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学术范式的革新：小毕欧首次将《诗经》从“经典阐释对象”转化为“社会史研究素材”，其方法特色的量化差异，如主题分类数量、实证分析占比，印证了欧洲汉学从“文本翻译”向“问题研究”的转型。与理雅各从传教士视角出发，试图从《诗经》中寻找“上帝”的痕迹，以及顾赛芬秉持经学视角，忠于朱熹注疏、侧重语言训诂不同，小毕欧脱离了神学与经学的束缚，以社会学与民俗学视角解读《诗经》。其研究并未局限于文本翻译与义理阐释，而是聚焦诗歌背后的社会生活实践，为《诗经》研究开辟了“文献证史”的新路径。与活跃于20世纪初的葛兰言相比，小毕欧的研究更侧重实证性的风俗细节考证，葛兰言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为仪式复原与社会结构分析，二者共同构建了法国汉学《诗经》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与中国传统《诗经》学的核心差异及数据意义

　　小毕欧的《诗经》研究不仅与欧洲汉学家形成对比，其研究视角与方法也与中国本土传统《诗经》学存在本质区别。

　　表2从“研究范式”层面量化了中西《诗经》学的核心差异。小毕欧“20个细分主题”的分类方法，与中国传统《诗经》学“注疏传笺”的定性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西方实证主义与中国传统阐释学的方法论分野。从关注重点的差异来看，小毕欧对“风俗细节”的聚焦，与中国传统《诗经》学“政治教化功能”的核心导向形成对比，揭示了两种不同的“经典认知”：小毕欧将《诗经》视 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中国传统《诗经》学则主要视其为“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借此展示具体的“中西差异”论述，凸显了小毕欧研究的独特价值，即为《诗经》解读提供了“去经学化”的新视角。

　　中国传统《诗经》学长期以经学为核心，强调《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与义理阐释，而小毕欧的研究彻底脱离了这一框架，将《诗经》视为“反映中国上古社会生活的文献资料”，聚焦其中的风俗细节与社会实存。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既为《诗经》研究注入了新的学术活力，也为跨文化语境的经典解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小毕欧著作中外馆藏现状与利用情况及数据意义阐释

馆藏数量与分类差异及数据意义

　　基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数据，小毕欧著作的中外馆藏存在显著差距，且学科分布不均衡。

　　如表3所示，这组馆藏缺口数据具有重要的“学术资源警示”意义。首先，22种的总体缺口量(占小毕欧全部著作的61%)表明，国内学界对小毕欧的研究存在严重的“资料短板”，这直接导致相关专题研究难以深入开展。其次，缺口文献的学科分布高度集中于以《周礼》为主的经典译本，共13种(占缺口总量的69%)，而这正是小毕欧最具创新性的研究领域。这种“结构性缺口”使得国内学界无法完整把握其跨学科研究特点，容易将其简单归为“普通汉学家”。此外，6种期刊论文、札记零馆藏，反映出国内对小毕欧“短篇专题研究”的忽视，而这类文献往往更能体现其学术思想的演进过程。

　　总体而言，国内馆藏的核心缺口集中于小毕欧针对中国经典的译本收集，而这正是小毕欧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法国国家图书馆则完整保存了其跨学科研究的核心成果，尤其是历史地理、科技史文献，为研究小毕欧的学术特色提供了关键支撑。

馆藏利用情况对比及数据意义

　　近30年，小毕欧著作在中外图书馆的利用情况差异显著，反映出其学术影响的地域不平衡性。

　　如表4所示，这组利用情况数据从“学术影响落地”层面印证了小毕欧的学术价值以及国内研究的滞后性。引用频次差距揭示了影响不平衡的核心原因：语言壁垒(核心成果未全译)导致国内学者难以有效利用其研究成果，同时反映出国内汉学研究存在“本土中心主义”倾向，对西方汉学转型期的关键学者关注不足。数字化文献数量的差距不仅体现了中外汉学遗产保护的投入差异，更形成了“数据鸿沟”——欧洲学者可便捷获取小毕欧全文资源，而国内学者仅能接触摘要，这进一步拉大了研究差距。3个专门研究项目的存在，证明小毕欧在欧洲已形成稳定的学术研究脉络，而国内“无专项研究”的现状，则凸显了当前研究的空白以及补白的紧迫性。

未来展望

　　小毕欧作为19世纪欧洲汉学转型期的关键学者，以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经典阐释、礼制考证、历史地理与科技史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本文通过多维度数据对比及深度意义阐释，清晰揭示了其学术贡献的核心：在研究视角上，打破神学与经学桎梏，开创社会学、民俗学解读中国古典文献的新路径;在研究领域上，拓展汉学边界至历史地理、科技史等跨学科领域;在学术影响上，成为连接欧洲汉学传统与现代学术的关键桥梁。各项数据不仅是现象的量化呈现，更从实证层面印证了小毕欧的学术独特性与重要性。

　　当前，小毕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馆藏存在22种核心缺口，且核心成果缺乏完整译本，其学术影响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未来研究可从三方面推进：一是优先数字化国内缺失的核心文献(尤其是历史地理与科技史类著作)，建立专题数据库，弥合“数据鸿沟”;二是系统翻译小毕欧的代表性成果，如《根据〈《诗经》〉探讨中国古代的风俗民情》、《周礼》法译本等，突破语言壁垒，为国内学者奠定研究基础;三是深化对小毕欧学术思想的专题研究，重点关注其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当代汉学研究的启示，构建“中西汉学对话”的学术语境。这些举措可进一步完善欧洲汉学的研究谱系，丰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学术内涵，并为当代跨学科汉学研究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