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是承载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而地方文献征集是公共图书馆参与城市记忆传承的基础性实践。本文以陕西关中地区公共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地方文献征集的制度环境、征集实践及现实问题，旨在为公共图书馆通过地方文献征集服务城市记忆传承提供参照。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的面貌与结构不断发生改变。大规模城市开发在完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也使得承载历史记忆的老街区、古建筑被成批拆除或损毁。据统计，1985年至2025年，我国自然村的数量减少了约150万个。承载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日益减少，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城市失忆”问题的广泛思考——当古老的街巷与历史场景淡出现实生活，居民与城市之间基于共同经历的情感纽带便可能失去依托。如何有效留存、保护和传承城市记忆，已成为城市治理与文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城市记忆保护工作正从理念层面向实践层面不断深化。2002年，青岛市启动“城市记忆工程”，随后全国120余座城市陆续开展相关工作，以档案文献的采集、保存与整合为主要手段，系统记录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2014年，赵生辉、朱学芳进一步提出“城市记忆工程2.0”概念，指出城市记忆建设应从“选择性采集”走向“全面感知”，从“单一主体”走向“协同共建”。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方文献收藏与城市记忆保存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其具体实现路径仍有待深入探究。

地方文献征集与城市记忆传承

地方文献征集

地方文献是记录某一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教育、风俗等各方面知识的所有载体，包括地方出版物、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等资料。杜定友最早界定了地方文献的概念与组成，骆伟则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文献涵盖“区域事物、区域人物、区域出版物”的范围。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图书馆“系统收集地方文献信息，保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职责。

近年来，关于地方文献征集的研究已从概念辨析转向实践探索。解晓燕以咸阳图书馆为例，探讨了特色地方文献馆藏的构建;马颖立足户县图书馆，探究了县级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的方法与困境。本文所探讨的“征集”，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文献收集，更是文化意义上的选择——图书馆通过确定征集范围、制定征集标准、筛选入藏文献，实际上参与了关于城市“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决策过程。

公共图书馆参与城市记忆传承既具有必要性，又拥有资源优势。通过建立文献征集、专藏建设与展览展示的协同机制，图书馆能够深度参与地方文化记忆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长春记忆”项目的实践表明，公共图书馆有责任“完善文献资源协调与共享机制，发挥地区性文献资源保障中心作用”。

城市记忆传承

城市记忆来源于集体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形态上划分，城市记忆可分为物质形态记忆和非物质形态记忆：前者包括城市建筑、文物古迹和空间格局，后者包括历史事件、民间风俗、特色文化、历史传统及人文精神等。城市记忆是城市历史延续与地方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

城市记忆的内涵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奠定了理论基石，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则进一步构建了“文化记忆”理论。国内学者周玮等将城市记忆定义为“处于特定时空范围内，对城市发展具有纪念性或重要意义的事件、人物及其相关历史文化信息的集体性记忆”。赵生辉、朱学芳提出的“城市记忆工程2.0”强调“全员参与、全面采集、集中存储、深度整合、持续扩展”，这一理念为在城市记忆视角下开展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深入理解城市记忆传承的内涵，需区分“保存”与“传承”两个层次。物理保存是前提，但真正的传承在于对记忆内容的意义激活与文化传递，即将保存在库房中的文献转化为能参与当代城市生活、回应公众精神需求的文化资源。城市记忆传承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居民与城市的情感联系，让不同年龄、背景的居民都能找到自身与城市的联结，从而使城市记忆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关中地区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的现状考察

关中地区古都分布密集，文化遗产丰富。同时，作为西部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区域，随着西咸一体化持续推进，该地区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同步进行。这种“文化遗产富集”与“记忆载体消亡”并存的局面，使关中地区成为开展地方文献征集与城市记忆传承工作的理想空间。

地方文献征集的制度环境

1.法律法规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为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在地方层面，陕西省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各市级图书馆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文献征集制度。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建立地方文献征集协作网以来，在统筹征集工作、指导数据库建设、开展业务培训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2.政策规划层面

各地区政府工作报告和文化发展规划中均包含对地方文化建设的表述，但在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具体规划和支持力度方面仍存在不足。当前，征集工作仍属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范畴，既未被充分整合进城市记忆保护的战略框架，也缺乏系统规划和跨部门协同配合。

征集工作的实践样态

1.征集机制

各公共图书馆普遍设立了地方文献征集部门或特藏部门，并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征集制度与规划。2010年11月1日，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成立，各成员馆不仅设立专职征集人员，还在不同程度上为征集工作提供必需的保障。渭南市图书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制度化征集体系，公开发布《“地方文献”征集函》，明确了征集要求、范围、方式与管理规范。鄠邑区图书馆成立地方文献征集组，负责召开地方文献征集工作专题会议，并制定相关工作制度。

2.征集渠道与规模

各馆主要采用捐赠、购买、交换等方式开展征集工作，既有大批量文献征集，也有小规模专题征集。咸阳图书馆通过与陕西省图书馆、各地市及县区图书馆开展文献交换，扩充馆藏资源，构建了包含地方史志、民俗·民间文化、地方作家文库、家谱、秦文化研究五大体系的馆藏文献体系。陕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利用培训机会积极筹划联合征集事宜，2024年9月赴安康和旬阳开展文史资料联合征集，征集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地域特色的文献资料数百件。

3.征集内容

从类型结构看，征集文献围绕陕西地区特色文化和名人著述，以方志、年鉴、文史资料、地方作家作品为主。西安图书馆新馆设置“西安文脉”地方文献主题空间，重点收藏陕西及西安地区的地情文献，包括地方志、年鉴、舆图以及陕西作家作品等。岐山县图书馆的征集内容涉及党建、周文化、政协文史资料、岐山史志、年鉴、家谱、非遗、岐山籍作家文学作品、书画及社团报刊等多个方面。

4.馆藏利用

已征集文献的服务方式以开架阅览为主，部分图书馆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展示征集成果。宝鸡市图书馆深度挖掘馆藏文献，举办“传承地域文化 展现家园风情”地方文献展、“传播方志文化 贡献宝鸡智慧”地方文献展览等活动，并与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70多家图书馆多次开展地方文献交流。陕西省图书馆连续举办“志载陕西 鉴续新章”地方志年鉴展览暨地情资料数字云端体验活动，采用“展览+数字化传播”结合的方式扩大馆藏文献影响力。

征集工作的现实问题

1.征集范围与城市记忆完整性的错位

实践表明，征集工作对传统文献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方志、年鉴、文史资料、名人著述等构成了地方文献征集的主体，而对反映城市普通市民生活、城市日常运行状态的非正式出版物、口述史料、影像记录等的征集力度稍显不足。

这种现象源于图书馆长期形成的业务流程与评价体系。该体系围绕传统文献形态建立，因此图书馆更倾向于收集具有传统文献形态的出版物，而非一切可能承载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图书馆的分类体系、编目规则及馆藏评价标准，均以正式出版物等文献为基础建立，其他形态的记忆资源，无论是从征集难度还是编目规则来看，都难以被纳入常规征集轨道。

2.征集实践与城市记忆主体性的偏差

图书馆的征集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精英化”“稀缺性”的倾向，所征集和收藏的文献无法体现城市全貌。普通市民的口述记忆、民间艺人的技艺记录、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变迁叙述等，较少被纳入征集范围。征集成果中几乎看不到对城市口述历史的系统采集，也缺乏对市民生活记忆的文献化保存。

这种选择机制的形成，一方面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名人著述等信息易于获取、便于联系征集，且更易充分体现征集工作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受限于主观认知，图书馆倾向征集“更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而城市居民更加关注与生活相关的记忆，如使用过的粮票或田间地头的农具。哈布瓦赫曾指出，集体记忆需要“得到具有一定时空边界的群体支持”。当征集工作偏向“精英记忆”而忽视“大众记忆”时，征集文献和展览叙事所体现的城市记忆便不可避免地走向片面化。城市记忆所依托的“群体”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征集工作忽视普通市民的记忆素材与情感需求，由此建构的城市记忆也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与情感共鸣。

3.从“物理收藏”到“意义传承”的断层

在已征集文献的研究利用层面，存在“征集强、利用弱”的断层。征集文献入藏后，部分用于提供查阅服务，部分作为馆藏进行保存，但缺乏系统的编研开发。虽然会举办展览活动，但多为一次性、专题性的征集成果展示，并未融入城市记忆叙事建构。征集文献中有关城市变迁信息、市民生活记忆等内容，未被有效挖掘提炼并呈现为有说服力的城市故事。

这种断层的原因在于图书馆业务部门的细化和工作流程的割裂：征集、编目、典藏、阅览被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从征集到典藏的工作衔接不够紧密。征集人员完成文献征集后便终结了工作链条，文献在交接过程中，其背后的意义和故事并未随之传递，导致后续的编研开发缺乏素材积累。征集文献停留在“素材”阶段而未能升级为“叙事”，征集工作停留在“收藏”层面而未能上升为“传承”。这使得文献征集始终停留在机械的物理堆积，而非城市记忆的有机传承。

征集工作服务城市记忆传承的优化路径

转变征集理念

当征集目标从“丰富馆藏”升华为“城市记忆传承”时，传统的征集工作理念应当与时俱进地作出改变。城市记忆并非仅由方志、年鉴和名人著述构成的文献叙事所能囊括，它还包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生存痕迹以及未被文字记录的城市变迁。图书馆应将征集方向从“征集地方文献”转向“采集城市记忆”，将征集对象从传统文献拓展为一切承载城市记忆的资源形态，包括口述史料、影像档案、网络记忆、业务数据等。征集不应以文献的“出版形式”或“学术价值”为唯一标准，而应关注其对城市记忆的“独特贡献度”。图书馆不应是等待捐赠的被动接受者，而应是城市记忆传承的主动参与者。那些记录普通市民生活、反映城市日常变迁的“非正式文献”，恰恰可能是城市记忆中最稀缺的部分。

创新征集方法

理念的转变需要方法的支撑，传统的“捐赠+购买”二元模式已无法满足日渐复杂的征集情况和不断丰富的征集对象。一方面，图书馆应积极探索寄存代管、联合建设、主题创作等灵活模式，与档案馆、博物馆、地方文史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弥补资源分散的缺陷，实现各馆征集协作与成果共享;同时，面向民间征集记忆碎片，无论是反映时代变迁的票证，还是记录生活信息的文件，都是城市记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建立“记忆评估”前置机制。各馆应根据本地区城市记忆保护的实际需求，制定年度征集重点主题，变“广撒网”为“精准捕捞”，使有限的资源投向稀缺的记忆领域。例如，赤峰市图书馆的“赤峰记忆”项目，通过口述历史数字工程，系统性地采集和保存了区域记忆资源。

构建长效机制

一是完善内部制度。将城市记忆征集作为专题纳入征集工作范畴，制定地方文献征集工作规范和评估标准，明确征集目标、年度计划等，并建立征集工作的连续性保障机制，确保城市记忆资源的持续积累。二是推动跨机构协作。推动建立共建共享联盟，突破各图书馆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征集信息的互通和珍贵资源的互补。依托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的组织架构，进一步探索“省域联盟引领下地方文献创新工作的有效策略”。三是加强社会动员。加大征集工作的社会宣传力度，通过新媒体平台、社区活动、主题展览等方式，提升公众的城市记忆保护意识和文献捐赠意愿。发布专项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承载城市记忆的老物件，并将征集成果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呈现，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

动态记忆传承

征集和利用地方文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城市记忆的动态传承，征集文献需经文化加工后呈现给大众，转化为城市记忆传承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展览层面，可以借鉴博物馆策展理念，突破单纯的文献陈列，以城市记忆的特定主题组织“记忆叙事展”。展览的核心不在于展示文献的珍贵程度，而在于通过文献的组合、对比与阐释，讲述城市变迁的故事，让观众在参观中完成对城市记忆的感知与认同。在数字化层面，建设开放共享的城市记忆资源数据库与在线展示平台，平台提供多媒体叙事、用户评论与记忆补充等功能，并与中小学、高校等教育机构合作，使成果突破物理空间限制，触及更广泛的群体。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城市记忆传承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公共图书馆应突破传统的地方文献“收藏者”角色，主动担当城市记忆的“传承者”。对于历史厚重、变迁剧烈的关中地区而言，这一转变尤为重要。只有将地方文献征集嵌入城市记忆脉络，公共图书馆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城市过去与未来的文化桥梁。

作者：刘欢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