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博物院“夏商踪迹”展厅里，有一件青铜器形状奇特。它蹲在那里，圆鼓鼓的身子，头部伸出一截宽流，像一只正在喝水的小兽。走近看，盖子上是一只龙首，粗角尖耳，眉目突出;转到背面，又是一张兽面，双耳高耸。一件器物前后各有脸的形状，藏着两个表情，这就是兽形觥。它是商代晚期的盛酒器，1976年出土于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的旌介村的商代墓葬，通体高21.5厘米，长24厘米。

兽形觥(一)

觥是商代贵族饮酒用的器具，通常有盖，有流，有鋬，造型多取自动物的形象。兽形觥整体呈椭圆形，前有宽流用于倒酒，下有高圈足用以支撑。器物的盖部用云雷纹打底，上面还装饰着两组兽头;器身则以三条扉棱为中轴，组成了兽面的主纹;口沿下装饰有夔龙纹，圈足饰有夔凤纹。这三层花纹叠在一起，主纹浮凸，底纹细密，让人不禁惊叹，三千多年前的铸造技术竟把青铜装饰的层次感塑造得如此生动。目前，考古学界对这件器物的评价很明确：它既有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典型风格，又带有北方青铜文化的元素。

兽形觥(二)

“北方青铜文化”这六个字，点出了兽形觥身上最值得琢磨的东西——它不是一件纯粹的“商式”青铜器，而是一件在商文化框架里蕴含了地方性表达的作品。灵石旌介，就是理解这件器物的钥匙。

旌介村位于晋中市灵石县城东北大约十五公里的静升镇，地处绵山西坡、汾河东岸。1976年，村民在修窑洞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了包括兽形觥在内的三十余件铜器。此后，考古工作者又陆续发掘了多座墓葬和车马坑，出土了140余件青铜器。这些器物上留存着大量的族徽铭文，其中“丙”字的出现频次最高。考古学界据此判断，灵石旌介一带在晚商时期是“丙”族方国的核心聚居地。

兽形觥出土于灵石旌介商墓

所谓的“方国”，是商代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存在。商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有限，在王畿之外，分布着大量与商王室有臣属关系、但保留自身文化特征的族群政权。它们名义上服从商王，实际上拥有自治空间，在文化上既吸收商文明的影响，也保留自己的传统。灵石旌介的丙族，很可能就是商王朝分封或派遣到晋中一带的贵族势力，承担着镇守边疆的职能。兽形觥上商文化系统与地域文化特点融合的面貌，正是这种方国体制的直接产物。

兽形觥(三)

山西的方国文化图景，远不止灵石旌介这一处遗址所呈现的面貌。在吕梁山的沿线，从石楼、永和、柳林到保德，再到隔黄河相望的陕西绥德、清涧，出土了一批风格相近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考古学界称为“石楼—绥德类型”。这个类型以动物造型和北方草原风格的装饰著称，与灵石旌介所代表的丙族青铜文化系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山西南部是夏商王朝直接统治的区域，晋中、晋西北则是方国林立的地带，再往北就是草原文明的势力范围。从南到北，从王畿到边疆，山西这片土地在商代就已经呈现出一条清晰的文化过渡带。

兽形觥出土信息

兽形觥就属于这条过渡带。它的器形是商式的，纹饰的母题也是商式的，但灵石旌介的丙族工匠，在制造的细节里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商式青铜器的兽面纹通常庄严狞厉，而兽形觥的宽流、高圈足和蹲兽般的整体轮廓，比殷墟同类器物多了一层生动感。这种“生动”不是技术的偏差，而是审美的地方性选择。一件青铜器，记录的是一个方国如何在商文明的引力场里，保持了自己的重力。

山西境内出土了从商代早期到战国的序列完整的青铜器，全国范围内，很少有哪个省份能提供如此密集的方国青铜器样本。这些器物的价值不在于“精美”，而在于它们是中华文明早期“多元一体”格局的实物证据。商王朝不是一个单色的帝国，它的边疆是由无数个像丙族这样的方国构成的，每一个方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文明的塑造，而兽形觥就是这种参与的见证。

兽形觥复刻品

近年来，山西一直努力发展文博事业，将历史的书页整理之后给世人展示。不仅如此，山西的文创事业也在蓬勃发展。作为镇馆之宝的兽形觥，是文创设计的灵感来源。山西博物院的文创团队不仅原样复刻了兽形觥，还把兽形觥做成了毛绒玩具。毛绒版的兽形觥保留了龙首、兽面、把手这些标志性特征，但整个造型变得圆润、柔软，放在文物展板旁边，形成了一种“严肃vs可爱”的强烈对比。文创团队希望“在最大程度保留文物特征的基础上，为观众打开一扇从‘始于颜值’到了解文物的窗口”。

兽形觥文创周边

兽形觥毛绒玩具

文创和文物展览之间有一个朴素的逻辑，那就是文物要被人记住，首先得被人看见;要被人看见，首先得让人愿意靠近。毛绒玩具降低了人们靠近文物的门槛。年轻人因为喜欢毛绒兽形觥，可能会去查一查“觥是什么”“灵石旌介在哪里”“丙族是什么”，这条从“可爱”通向“知识”的路径，比任何说教都有效。

从灵石旌介的墓葬到山西博物院的展柜，再到年轻人的书桌，兽形觥走过的这条路，是一段文明记忆被打捞、擦拭、转译的过程。现在的它正以不同的面貌，向世人静静讲述着千年之前的古老故事。

作者：杨艺

制作：吴飞飞

校对：肖梦妍

审核：颜宝辉